则人心多惑
2019-05-29 11: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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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,推行三法司制,建立相互制约、互相监督司法体系。在唐代,大理寺、刑部和御史台,又称三法司,分别负责行使审判、复核和监察等项司法职能。三法司各司其职,互相配合,同时又互相监督,彼此制约,有利于司法效能的充分发挥和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。三法司制的建立,使各级司法官员一心为公,吏佐各安本分,急功近利苛法和贪赃枉法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。

对不奉公守法、胡作非为的龙子龙孙,李世民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贞观十七年(643年)四月,将谋反的太子李承乾废掉。后来将常常无理殴打其分封地县令、任意践踏庄稼不顾农时田猎的第六子李愔,依然按照法律处置,食邑减半,并贬至偏远贫瘠之地。

首先,选用清正刚直的顶尖专业人才,确保司法公正。李世民特别看重官员正直忠诚的品德。大理少卿(审判机关大理寺的副长官)位置空缺出来,唐太宗说:大理,人命所系。戴胄为官清直,正是担当这个职务的人。由于所用得人,戴胄任职后,在审理案件中,一切都要以法为准,既不办人情案枉法,也不急功近利苛法。对唐太宗驳回之案件,他依然秉性不改,在朝廷上敢于冒犯龙颜谏争,坚称依法判决。每逢争论,戴胄都详细条分缕析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文,并且严密推论,越是激烈,越是言若泉涌。唐太宗也愈发对他放心,更为敬重。

从终极意义上说,司法公正,是依法治国之关键。李世民曾任尚书令,深切体会到作为权力高度集中的不足和危害,言谈话语决策行事,常常产生偏颇和失误,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:一日万机,一人听断,虽复忧劳,安能尽善?故顶层设计,发挥精良团队作用,确保司法公正。

在贞观十一年(637年),恰是《贞观律》颁布那一年,李世民的堂弟李道宗,便因贪赃入狱。此人曾追随秦王李世民,屡建奇功,且在贞观年间为守边名将,多次大败突厥军,还为西灭吐谷浑立下功劳,功勋堪比汉朝卫青和霍去病。再说其人儒雅好德,颇为好学,敬慕贤士,从不以势凌人。在唐初宗室之中,只有他和河间郡王李孝恭最受时人的称赞。李道宗自然也颇受李世民器重,后辗转官拜大理卿、刑部尚书、礼部尚书,位尊副国级。可就是对这个功高德昭的至亲,唐太宗也不网开一面,坚决依法判决,罢免了李道宗的官职,削其封邑,仅仅以郡王身份归家。有鉴于此教训,就在此年,唐太宗将魏徴的建议按举不法,震肃权豪上升为国家的意志,制定了一些约束皇亲贵戚权、贵豪强恣意横行收受贿赂的律文,纳入颁行《唐律》。

第二,不仅修订《贞观律》,还编定令、式、格,建立健全了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。贞观元年正月,唐太宗在开始编修《贞观律》的同时,还编修《贞观令》《贞观式》《贞观格》。它们成为唐朝法规的四种基本形式,相互配合与补充,构成了完备法律体系。

作为一代英主,李世民幼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在民间,隋末起事后不仅带兵打过仗,且在唐立国时任秦王和尚书令,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,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矛盾尖锐化,皇亲贵戚、豪强世族和老臣新贵之间各种利益纠结错综复杂的局面,有着清醒认识。他切身意识到一分法律、九分落实,要全面推行依法治国,就要抓实再抓实。

第三,加强教育,建立常态化巡察制度。贞观四年(630年),太宗谓公卿曰:朕终日孜孜,非但忧怜百姓,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。天非不高,地非不厚,朕常兢兢业业,以畏天地。卿等若能小心奉法,常如朕畏天地,非但百姓安宁,自身常得欢乐。古人云:贤者多财损其志,愚者多财生其过。此言可为深诫。若徇私贪浊,非止坏公法,损百姓,纵事未发闻,中心岂不常惧?恐惧既多,亦有因而致死。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,以害及身命,使子孙每怀愧耻耶?卿等宜深思此言。此言可谓洞悉为官做宰者的致命之处。此外,李世民将全国分为十道,即十个监察区划。根据需要,中央可以随时派官到各道巡察,考察地方官员的善恶,并根据其政绩加以谪升。

第一,重视法律条文的划一,反复强调用法务在宽简的立法原则。在修订法律时,一代英主确定了法律条文划一的原则,是为了防止司法官员利用法律条文的漏洞来营私舞弊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:若不常定,则人心多惑,奸诈益生。必须审定,以为永式。可以说,确保法律条文的稳定性,目的还是从最坏处做预案,让奸诈之徒无可趁之机,防止作奸犯科,保证法律的公正性。贞观十年(636年),李世民再次对臣下说:法令不可数变,数变则烦。他进而指出其后果,则是官长不能尽记,又前后若违,吏得以为奸。

李世民自幼树立匡定家国大志,熟读史书,有鉴于秦、隋二世而亡教训,感叹道:前事不远,吾属之师也!他继位后,在贞观初年正月就着手修订完善法律法规,奠定依法治国根基。

唐太宗注重带头守法,并不时反思,提醒自己,克制自己的感情,避免用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取代法律。贞观四年(630年),太宗发现自己所颁诏敕与律令相违时,指示臣下对此类诏敕不得顺旨施行,必须上奏,另作定夺。后来,还在《唐律》第486条明文规定:诸制敕断罪,临时处分,不为永格者,不得引为后比。若辄引,致罪有出入者,以故失论。也就是说,皇帝发布敕令判案定罪,以及临时的处置,不能成为常法,更不能成为后面判案的根据。如果援引敕令判案,造成过重或者过轻,以故意过失论处。这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法大于权,不能用皇帝的敕令来改变法律规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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